第5版()
专栏：

符合历史发展必然的正确决策秦浩
从1975年到1982年党的十二大召开，我们的国家发生了两件永载史册的大事。一件大事是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一件大事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纠正了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开始全面的拨乱反正。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全国人民齐心协力，使我们的国家摆脱了危机四伏的困境，创造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条件和基础。
《邓小平文选》就产生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它集中了党中央集体领导的智慧和亿万群众的实践经验，也体现了邓小平同志个人的远见卓识和领导才能。
1975年的整顿力图扭转“文革”的混乱局面
1975年初到1976年10月是一页令人难忘的历史，记载着多次令人极度悲痛的事件，燃起过久压在人们内心的希望，也发生了几次震撼人心的政治风暴。重大的历史事件是好的教科书，它催促人们去思索这些风暴骤至的内在原因；同时，也考验着我们党把握前进方向的能力。
“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多了。如果说，当初绝大多数人出于对党对毛泽东同志的信赖，怀着真诚、紧张而又带有某些不理解的复杂心理，迅速被卷入到运动中去；那末现在，几经反复曲折，真诚的愿望遭到现实的嘲弄，上了党章的接班人自我爆炸，使很多人感到愕然、迷惘。人们对“运动”已经十分厌倦，持冷漠、怀疑甚至抵制的态度了。人们要求安定，希望祖国兴旺发达。人民群众这种迫切的意愿，对社会历史的进程起着不能忽视的影响。
但是，江青反革命集团仍在掀风作浪，不断施展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已经苦斗了八年，为稳定局势、减少损失而耗尽心血的周恩来同志病重了。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同志提议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毛泽东同志的这一决定是符合人民意愿的。
邓小平同志就是受命于这样的混乱危难之际。他以马克思主义者的高度责任感和大无畏的战斗精神，“横下一条心”，积极而又谨慎地做了许多工作。他明确指出，全党的大局，就是周恩来同志在三届和四届人大会议上提出的四化建设的任务，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伟大目标而奋斗。为此，他针对当时存在的问题，提出以整顿为中心的工作方针。邓小平同志首先抓军队的整顿，接着对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党的组织等各个方面，提出了整顿的任务，并着手整顿领导班子，整顿党的作风。《邓小平文选》中收入的这个时期的八篇言论，只是反映了他在为时不到一年内做的大量工作的一小部分，记录了他当时同“四人帮”进行的针锋相对但又很有策略的斗争。他的这些主张和措施，实际上就是整顿“文革”造成的混乱局面，深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因此，虽然贯彻执行的时间很短，但形势有了明显的好转。有的地方、有的系统开始出现了安定团结和生产向上的好景象。
当时，毛泽东同志希望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也同意对某些方面的具体工作进行调整。但是，他仍然要从根本上肯定并继续“文化大革命”的路线。因此，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的，“毛泽东同志不能容忍邓小平同志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四人帮”利用这种情况，尽诬蔑攻击之能事。于是，历史又发生了曲折，刚刚好转的形势又陷入混乱。邓小平同志又一次被错误对待，他对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被停止了。
当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是违反人民意愿的，很多单位抵制了这一批判。不仅如此，还由于“批判”的需要，广大人民看到了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方针起草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等三个重要文件（所谓“三株大毒草”），了解了本来是在较小范围内邓小平同志发表的详细讲话内容。真理在和谬误相比较中，更加显出它的正确的光辉。广大人民群众很快就识别了，所谓“三株大毒草”，实际上都是香花。批邓的实际效果同“四人帮”的愿望相反。人民更了解邓小平同志了，他在党内外的威望反而更高了。1976年4月，在全国范围内发生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伟大群众运动。这个运动，正如《决议》中指出的，“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因此，在客观上，这一历史的曲折，为邓小平同志在粉碎“四人帮”后再次出来工作做了很好的舆论准备，加强了群众基础。
十月胜利后的两年端正党的指导思想的斗争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了。在饱受十年动乱的痛苦之后，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尽快纠正“文革”的错误，渴望祖国从此富裕强盛起来。
但是，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同志，继续犯“左”的错误。他提出并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照搬“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实践已经证明是错误的理论、口号；拖延和阻挠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天安门事件”等的平反工作，一大批老干部，包括邓小平、陈云等同志在内，都因被阻拦而迟迟不能出来工作；在经济工作中，急于求成和虚夸现象又开始出现；旧的个人崇拜现象没有制止，新的个人崇拜却又流行开来。很明显，全党的指导思想不作根本的拨乱反正，要系统地纠正长期以来的“左”的错误，是完全不可能的。
人民的意愿，党内正确的要求，总是不能长期压制和违背的。在人心党心所向的大势下，1977年7月，党的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同志的领导职务。
邓小平同志从自己的长期革命经历中，深知坚持毛泽东思想，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于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成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早在1975年，邓小平同志就指出毛泽东思想被林彪一伙严重地割裂和破坏了，要求全党“全面地学习、宣传和实行毛泽东思想，不要听到风就是雨”。1977年4月，邓小平同志在给党中央的信中，进一步提出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5月，他直接批评了“两个凡是”，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7月，他在十届三中全会上说：“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同志在理论上阐明毛泽东思想是个科学体系，实事求是原则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点的同时，在实践上也开始运用实事求是原则批判“两个凡是”，进行拨乱反正。他从他当时主管的教育、科技和军队几个方面着手，作出示范。1977年8月、9月，他在对科学和教育工作的两次谈话中都指出，建国后十七年这两条战线的工作都是在党的领导下，都取得了很大成绩，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所作的“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邓小平同志在9月的讲话中还特别指出：“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这是多么有力地批判了“两个凡是”！在当时个人崇拜空气仍然十分浓厚的情况下，只有敢于坚持真理的大无畏精神，才能这样说，这样做。
邓小平同志从理论到实践提倡实事求是，批判“两个凡是”，在群众和干部中得到了广泛强烈的反响，冲击着一部分干部思想上的僵化半僵化状态。对于这样重大的根本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在党内认识是参差不齐的。有的同志虽然赞成“完整、准确”的提法，赞成实事求是，但认识不深刻，一接触实际问题，就受到“两个凡是”的束缚。1978年5月，报刊上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文章，并开展了群众性的讨论。这就诱发出一场尖锐的斗争。持“两个凡是”观点的同志认为，这是犯了弥天大罪，是“砍旗”，扣了吓人的帽子，想压制这场讨论。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立即支持并指导了这场讨论。6月2日，邓小平同志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系统地阐明了毛泽东同志关于实事求是的论述，批评了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错误思想，指出：“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样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这场讨论对于促进全党和全国人民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这场意义深刻的思想斗争，是打碎林彪、“四人帮”的精神枷锁的斗争，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战胜反科学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斗争。1978年12月，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同志总结了这场思想路线斗争所取得的成果，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这篇演说为三中全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准备了主题报告。这篇讲话也是贯串于《邓小平文选》全书的灵魂，是我党历史上一篇极其重要的文献。
从三中全会到十二大全面地拨乱反正　走自己的道路
粉碎“四人帮”后的两年中，工农业生产虽有了比较快的恢复，其他方面的工作也有所进展，但由于当时中央主要负责同志还坚持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套理论，党的整个工作仍在徘徊中前进。1978年12月召开的有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在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同时，作出了“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这一重大决定，说明我们党已经从亲身的痛苦经历中得到了正确的结论。三中全会以后，党已经掌握了主动权，为各方面工作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提供了可能性。但是这仅仅是个开始，在我们的面前还有着成堆的困难和问题，需要我们理出头绪，权衡轻重缓急，认真地解决。
在这历史留给我们的现实面前，党满怀信心地开始了全面的、坚决的、深思熟虑的拨乱反正工作。拨乱，就是要拨十年“文革”的乱，使人民得以“安居乐业”。反正，就是要纠正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治理长期“左”的错误沉积下来的“病”，坚持和发展实践证明正确的政策措施，寻找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个放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的大问题，需要依靠我们自己去学习和思考，实践和总结，才能找到正确的回答。
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指导党和国家的全面工作，从总体上探索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四化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他的论著中反复强调，我们的中心任务就是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归根到底，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是我们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基础。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地、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要扭住不放，毫不动摇。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在政治、思想和组织工作方面，他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全面的拨乱反正。
1979年3月，即三中全会后三个月，邓小平同志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著名讲话。他说：“中央认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邓小平同志系统地阐明了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的必要性，对当时许多人特别是一些青年弄不清楚的社会主义民主问题和法制问题，对几个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有重要影响的理论问题，都作了明确的说明。这篇讲话，既是针对当时社会上出现的怀疑党的领导和否定社会主义道路的错误倾向；同时，也明确回答了当时对三中全会的种种疑虑和责难。讲话还深刻揭露和批评了林彪、“四人帮”搞的假社会主义、假马列主义和法西斯专政，指出这一套极左思潮也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邓小平同志这篇讲话，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对于促进安定团结，全面进行拨乱反正，保证四化建设的顺利进行，起了重大的作用。
在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一原则问题上，邓小平同志特别重视并用了很大的精力，指导全党正确评价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这是一个影响全局的大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得好，其他方面的拨乱反正工作就有了准绳，四个现代化建设就有了明确的方向。邓小平同志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观点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从历史到现实，有分析地对建国以来的重大事件，发表了一系列谈话。文选节录发表了其中的九次谈话。邓小平同志的这些谈话，排除了肯定一切和否定一切的两种错误倾向，既勇敢而恰如其分地揭露和批评了错误的方面，又慎重而理直气壮地肯定了正确的东西，对于形成我党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我们不仅要拨乱反正，而且要进行改革。我们党和国家的许多具体制度，有一些是照抄外国模式，并不适合我国国情；有一些经过三十年的实践证明并不成功。邓小平同志在1978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就指出：“现在，我们的经济管理工作，机构臃肿，层次重叠，手续繁杂，效率极低……这不是哪一些同志的责任，责任在于我们过去没有及时提出改革。但是，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1980年8月，邓小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他在分析我国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中权力过分集中是导致发生“文革”的一个重要原因后，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就有可能重新出现。”这是一个极其深刻的总结，说明制度问题是极其重要的，对于我们党和国家的发展前途和命运，有着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作用。
我们对各项制度进行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速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走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指导改革工作的方针上，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方针必须坚持，但是，方法要细密，步骤要稳妥”；“有些问题，中央在原则上决定以后，还要经过试点，取得经验，集中集体智慧，成熟一个，解决一个”。即使如此，改革工作难免发生差错。究竟如何判别一项制度改革得对不对、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小平同志提出三条要求作为检验的标准：一、在经济上有利于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二、在政治上有利于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保证人民真正享有管理国家行政和企业事业的权力，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三、在组织上有利于大量培养、发现、提拔、使用德才兼备的、比较年轻的建设人才。邓小平同志在改革问题上阐明的目的要求、工作方针和检验标准，是今后进行一切改革工作所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有着长远的指导意义。
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把这几年的实践经验和未来的建设任务，升华为这样一句话：“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总结了我国长期的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同时也是概括和提炼了他的这本文选中全部著作的中心思想和主要内容。我们学习这本书，紧紧把握住这一主要之点，就能融会贯通，受到教益，提高自己的思想政治水平和工作质量。